王之球：妇联组织有责任维护妇女的就业权利

2007年12月26日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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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基本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我们要保证她们的就业环境，这个权利的实现，首先要从立法上，要有这样的法律法规，规定她也这样的权利。宪法已经有了，在具体法有这样的规定，现在已经有了，还要进一步健全。
    
　　要从制订法律法规上，对女性应该享有平等权利要有明确的规定，现在已经有了，比如说就业法、比如劳动合同法，但是要进一步完善，从法律上保证她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法律上有了她的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是不是就能够获得呢？其实这个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法律上规定的东西，变为事实上她应该有的权利，这个距离还是很大的。所以就需要执法主体作为政府，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证这个法律规定她的这些权利变为真正的权利。实现到她身上。怎么样变成？就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政府执法主体要采取，作为群众组织，发挥社会协同的作用，因为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为主体来解决，但还要有社会协同，群众组织就是社会协同的很重要的方面，特别是我们妇联，妇联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法律上规定的这些权利变为事实上的权利。因为规定的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不像福利一样，规定完了以后可以发到人手里边，规定了但是事实上实现不了，怎么办？就要采取措施，谁采取呢？首先是政府作为执法主体采取。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组织、群众组织，特别是我们妇联，是妇女群众的“娘家”，我们基本权利是维护妇女的权利，我们更爱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规定的东西变为事实上的东西，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后面我想讲什么呢？我们作为群众组织，我们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妇女的权益，促进妇女的发展，推动男女平等。在就业权利的维护上，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我想讲讲天津的做法。我们针对90年代出现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特别是再就业的队伍里面，女职工下岗的更多，再就业更难，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首先以调查研究为先导，先搞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的组织，我们就是和下岗职工心与心的交流，所以我们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因此我们把下岗职工当时的状况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比如她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给天津汇报的时候，那时候吴邦国还做副总理，他说你慢点说，我要记一下，他觉得我分析的心态太对了，听过这么多汇报，也没有说到我这样汇报的，他们说群众组织太好了，当时很多记者都要这个东西。她那种复杂的心态，那种失落感，那种委屈感，那种自卑感都产生出来了。这是我们对她的心态把握了。
    
　　然后对她的现实情况，她确实很难，年龄大、技能偏一，这是不利的一方面，但她也有有利的一方面。对她的状况我们做了分析。她们的愿望是什么，我们也做了分析，因此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产生三个判断：第一做出科学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什么？下岗女工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她们当中也蕴藏着很大的力量。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上，我们研究出来一个工作思路，我们的工作思路就是从解决吃饭、就业问题入手，进了90年代中期，当时朱熔基是总理，中央和国务院开会，再就业工作、下岗问题，确实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央非常重视。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了工作，当时大伙就是想办法让她就业，解决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是，首先要解决吃饭，解决就业问题。从这入手。刚才我说了，作出判断，她是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立足于对这支人力资源的开发上，怎么开发？是以全方位的服务激活下岗女工存在的潜力，本身她蕴藏着力量，只不过你没有办法挽救，她当时就是委屈，就是自卑，就是怨声载道，我们用我们的全方位的服务，来激活她。当时是90年代，现在看科学的发展观，包括构建和谐社会，三大因素，一个是维护群众的权益，第二激发群众的活力，第三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实这三个都有，既维护她的就业权利，怎么维护？是激发她内在的活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科学发展观在我们具体工作中体现出来了。这是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工作思路。
    
　　第三有这样的工作思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要创造一种工作载体，这个工作载体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全方位的服务载到工作机构里面来。这个工作机构就向下岗女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是我们调查研究得出来的三个东西，第一科学判断，第二工作思路，第三找出工作方法，就是创造工作载体。
    
　　我们有了这样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加上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因为这个事，1998年换届的时候，江泽民接见全国妇联新班子，就叫了六个代表，别人都是十大杰出女性，就我是作为妇联的代表，向江泽民汇报再就业的工作，吴邦国到天津去，让我去汇报，当时五个人汇报，咱们的汇报是最生动的。吴邦国说你慢点说，我得记。后来李鹏听了可挺高兴，我代表天津女工，把她们的声音带给李鹏。还有吴仪，这些领导都听过。这是领导关注了。
    
　　另外一方面，国际组织。因为中国的失业问题、再就业问题，国际组织很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是要援助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就是帮助下岗女工，这个项目放在哪？他们也是走了很多的地方考察，对于天津，我刚才说的这种判断，这种工作思路，还有这种工作载体的提法，他觉得特别好，他把这个作为联合国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交给全国妇联，项目上是全国妇联实施，由天津妇联来做。我们承担这个项目。我们利用他的钱，我们政府马上配套，我们就创立了两个工作载体，一个是小额贷款，一个是妇女创业中心。
    
　　这两个载体，我就不分别说了。我们这两个载体就把我说的全方位的服务全容纳进来了。首先就是帮助下岗女工调整心理，因为她的委屈感、自卑感、恐惧感太严重了，所以要帮助她调试心理，然后帮助她培训技能，帮助她提供项目，不告诉你干什么，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众多的项目，你去选择，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还有，有了项目以后，帮助她做企业管理，让她实现成功的创业和自主创业。
    
　　里面还有一个小额贷款，就是说，包括现在的女大学生，她的创业过程当中，资金是一个瓶颈问题，对于资金的瓶颈问题，由于有国际的援助，再加上我们政府的配套，我们把资金也提供给她们。资金只不过搭台，现在好多贷不出去款，包括政府做的，有贴息贷款，贷不出去，贷完以后，还款率特别低。我们这种贷款，不但贷，还不贴息，她还得交利息，但是现在下岗女工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像现在的大学生不还款，包括劳动部门的贴息贷款，它的创业贷款都是贴息，一个是贷款贷不出去，第二个是贷出去以后，还款率不高。吴仪那天都笑了，银行都交给妇联管吧。我们是贷小不贷大，贷女不贷男，贷穷不贷富。但是我们最后的还款率这么高，为什么？我们贷款只是解决资金瓶颈，然后我们是全方位的服务，这个服务就是激活的过程。
    
　　激活包括她的愿望，包括她再就业的技能、能力，和她怎么实现再就业，都包括在里面。当时有很多下岗女工都有轻生的念头，不是有一个人，我当做个现象来说，是一种趋势，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小额贷款和创业中心，我不分别说了，这都是我们在全国首创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给下岗职工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我们最后做的结果，首先是服务了妇女。包括那时候的下岗职工，那是90年代我们做的，到2000年我们再做，我刚才说的女大学生，整个女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对于女大学生，由于帮助她们，特别是在创业初期。首先就是服务了妇女，服务了下岗职工这个最困难的群体，也服务了现在创业的知识女性，包括女大学生。第二影响了领导。我们这一套做法，从江泽民一直到我们地方，我们天津市的市委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是史无前例的，带着天津市的所有部委办的一把手，到我们市妇联来开天津市的再就业宣传工作会议，没有说带一把手跑妇联开会，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妇联解决的好，影响领导。中央领导说了，妇联做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妇联做的是事，牵动了千家万户，因为一个下岗女工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把下岗女工的就业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而且不但解决吃饭就业，还开发了内在潜能，实现了自主就业。这是影响了领导。
    
　　同时感染的社会。我们这种做法，社会各个方面都在支持我们。
    
　　最后，还吸引了国际组织。我们那时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政府之间的合作选择了我们，由于我们做的好，因此引起国际组织，包括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包括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说天津的娘子军太了不起了，世界银行现在几次赠款都给我们，原来我们创业中心首先是自主就业，针对下岗女工的，现在我们的创业中心是提升了，面向职业女性，面向大学生，帮助大学生解决她们的就业困难问题。
    
　　回过头来说，刚才我开始说的，要维护她的就业权利，首先是人大立法上，立法机构要从立法上有，但是立法了不代表实现了，然后是执法，执法的主体是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组织义不容辞地做好社会协调工作。通过我们这样做，我们开发人力资源，从解决吃饭、就业入手，但是我立足于人力资源开发，因此我这些就业结果不是都搞的非正规就业，所以她就业层次比较高。我们一个下岗职工，原来是一个小花店，现在变成一个企业，所以这样一种开发式的促进就业工作、创业工作，就使男女职业隔离，这个隔离就缩小了，这个缩小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
    
　　很多部门在解决就业问题的时候，就是给他找个活干，能解决吃饭问题。那样解决完的结果，他的就业层次很低，和男性的职业隔离越来越大，虽然保证了女同志的就业权利，但是男女之间的就业隔离大了，最终仍然拉大了男女之间的距离。

（责任编辑：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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