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在男权制的残余中冉起

--学者李银河关于河北后村女性权利现状的调查

2008年08月28日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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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当口。中国农村男权制的光辉已经暗淡下来，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制度已经打破，女儿赡养老人走在了分享家庭财产继承的前面……

　　编者按：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10多年来，广大农村妇女始终是关注的焦点。在各级妇女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下，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社会地位、各项基本权利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一些偏僻农村，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社会学者李银河深入河北后村调研，亲身感受了当地妇女的生存现状。虽然这只是我国偏僻农村的一个缩影，对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来说，其标本意义越来越小，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妇女在男女平等进程中的进步与不足，

　　为妇女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本版今日刊登本报记者对李银河的专访，以飨读者，不求波澜，但求为妇女姐妹争取男女平等添一把柴、加一块砖。

　　河北后村（化名）。每年三十一大早，村里的女人们很早就起床，在中堂屋里做好10道菜，还有果盘，准备上供。在午饭前，家里的男人无论老幼都要带着鞭炮，和全村的男人们一起，到各自家的祖坟上“请神”。女人和女孩子都无权参与“请神”，因为祖先更愿意看见的是儿孙。

　　2008年7月25日下午，一间十分简陋的卧室里，烫发、涂抹了淡淡口红的著名学者李银河淡定地坐在记者对面，缓缓地讲起不久前在后村考察当代农村性别关系时看到的一幕幕。她的眼睛略微呈褐色，眼光很柔和，一如她的语气。

　　带着疑问投入研究

　　许多当代中国人已经感觉不到性别问题的存在，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变得“阴盛阳衰”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中国不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了吗？妇女真的已经在一切方面与男人平等了吗？如果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它在农村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李银河说：我是抱着这样一种疑问投入研究的。

　　“当代中国的男女不平等有多严重？”曾经有一位外籍社会学者万里迢迢跑到中国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去寻找答案。两眼一抹黑，有时她不得不由县乡干部带领去做田野调查。这样的困境和这样的执著大大刺激了李银河的研究冲动：“为什么让那些‘外人’千辛万苦地来调查，何不自己来做呢？”

　　带上一位调查人员，李银河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河北后村。后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村落。“这个村子的普通构成了它入选的条件。此外，它是我的调查人员的故乡。她在该村出生成长，对村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她的父亲为我手绘了一幅全村各户人家的分布图，横横竖竖整齐排列的近两百个小格子中，每个小格子里是一个户主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有他们的帮助，我才能使人们愿意讲述自己的生活，也才能知道人们所讲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走村串户好几个月，她们一共在村中访问了100位妇女，有年老的，也有年幼的；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调查的主题是农村妇女在男女平等方面的状况，对我国农村的性别权力关系做了一个全面的考察，既包括直接的外在的权力，比如村里的行政领导班子；也包括间接的行为规则方面的权力，比如女人在来客人时是不是上桌吃饭。从后村调查回来后，李银河埋头整理了长达600多页的调查材料，于是也就有了《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后村妇女的基本状况不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掰掰手，跷起腿，李银河告诉记者：“女人们已经迈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最重要的一步：普遍参加家庭外的社会生产劳动，但是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家务劳动、继承权等方面仍然与儿子不同，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恋爱、结婚、婚后居处、亲子关系与婆媳关系、与娘家的联系、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与男性有不同的境遇；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在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家里请客吃饭，女人从不上桌

　　回想起后村这100多位妇女，李银河说，印象最深的是经营一家地毯厂的荣。

　　这家地毯厂分明是荣一手开办起来的。但在厂子有了影响力以后，“上面”来个有头有脸的人，陪着参观、吃喝的必定是她的丈夫才，而荣的任务是留在厨房里给客人做饭。做好饭，她也不能上饭桌，而是在一边随时照应着。如果她对地毯厂的生意插句话，她丈夫才还会当着客人的面批评她。

　　“荣家的权力模式很传统，但实际上丈夫并不会经营工厂，主要是妻子在做。荣这样谈到夫妻两人的权力关系：他说了算。但是他不如我懂得多，一般是我给他讲解半天，他最后拿主意。从这对夫妻的权力关系模式可以看出，观念和习俗的力量最终还是战胜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作。”李银河觉得事实在扭曲。

　　后村调查发现，大多数夫妻都属于平权模式，但是男权模式还在一些夫妻中存在，尤其在观念上。秀的家庭就属于传统的男权模式。她说：男方决定。有时候征求我意见，我只能说“行”，不能说别的。

　　当李银河问到男女在家谁作主的问题时，不少人还持有不容分说的男权观点：“老娘们儿要是当家，这个世界不乱套了？”还有一种说法给了男权一个理由：“要是女的当家，力气活儿谁干？”背后的逻辑是：谁干力气活谁当家，其实还是谁为家里的经济贡献大谁当家。在女人干活和收入比男人少的家庭，还是男人当家掌权。

　　在调查中，李银河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情况：在家里有客人来时，总是男人作陪，请吃饭时，女人从不上桌，只是在灶间和饭桌前伺候。而且在观念上，后村的男人女人一致认为，女人就不应当和男人一样平等地坐在桌子前吃饭。

　　调查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家里有客人来，你是否和男人一样平等地坐在桌子前吃饭？答案空前一致：不一样，由男人陪。农妇松甚至说：一般是男人陪客人，女的做饭，上桌让人笑话。

　　“虽然在这个习俗形成之初，可能是一个自然的、顺理成章的过程：因为做饭都是女人的事，在男人跟客人谈话时，女人在忙着做饭上菜。但是，当女人不上桌成为一种固定的规则带有了禁忌的严厉性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歧视了。”李银河表示，即使见再多这样的场合，她都无法习惯。

　　“虽然男性统治女性的观念早已远离了社会的视野和关注，但是它的力量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李银河侃侃而谈自己的体会，她的谈吐很容易让人想起斯巴达克斯。

　　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平淡无奇

　　在世界各国，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人类社会数千年的传统习俗所塑造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中国，农村妇女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转变为普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是一个“长时段”意义上的重大变化。

　　在后村调查中，李银河亲眼看到，几乎所有适龄妇女全都做农活，只有少数人在村里做非农工作，外出打工，还有极少数女人因疾病等特殊原因不工作。

　　“女人是农村主要劳动力，所有农活都干。”50岁农妇明的说法引起了李银河的注意。“天天种地，一年到头，不忙时卖衣裳、卖鞋，忙忙活活，没闲时候。”讲到这儿，李银河忍不住地笑了。

　　在后村,妇女做非农工作的事例也不少：英是小学教师，她家里地少，忙得顾不上干活，一般雇人干活。荣开地毯厂，一年忙到头，过年时才放几天假。平经营大商店，地里活一般是雇人干。商店里五金百货、蔬菜肉食、化肥农药、衣裳文具……凡是村里有需要的，这里都卖。

　　无疑，后村女人的劳动和生活方式验证了中国妇女生活的巨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仅仅在家庭这个私领域活动，改变为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生产劳动。从基本在家到人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女性生活中所经历的最重大、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变。

　　在后村调查中，李银河甚至惊喜地发现,有大量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实例被当事人当作最平淡无奇的事情、以最平淡无奇的口气讲述出来。而恰恰因为其平淡无奇，更反映出这一变化的伟大——它已经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命运，成为她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李银河深深地理解这一变化。“它的重要意义不是中国改朝换代这样的政治变迁所能够比拟的。因为后者只是布罗代尔意义上的‘短时段’现象，有时变化是表面上的；而前者是‘长时段’现象，其改变是深刻的，是真正的社会变迁。”

　　女儿赡养走在继承的前面

　　后村调查还关注到女儿的继承权问题。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女儿都没有继承权，只有一个例外：家里没有儿子，这个时候女儿可以获得继承权。财产的继承与养老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女人的父母都不用她们养老而只是儿子养老。

　　农妇松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她明确意识到在女儿的财产继承权上的城乡差异：继承权没咱的事，咱农村和城市不一样。俺常看父母，等老人病了，当然去伺候了，花钱的事再说。费用是儿子分担。

　　有的女人不但没有觉得女儿没有继承权的习俗有什么不妥之处，还按照男权社会的思维逻辑推出女儿要是觊觎父母的财产是一种要不得的、让人耻笑的想法。敏说：那不挣钱的闺女还没继承权哩，俺这挣工资的要是光琢磨老人撇下的旧房，不让人笑话啊！养这种闺女有嘛用？照顾（老人）是肯定的。费用咱这里的习惯就是小子管。到老人不在了，办丧事写账时，闺女多写点儿钱就行了。

　　在继承和养老的问题上，李银河把农村人的做法和想法与现行法律做了对照。结果发现：继承法规定女儿有财产继承权，但是没有女儿能够得到继承权；同样，继承法规定女儿有为父母养老的责任，但是也没有女儿承担这个责任。

　　“人们的做法在这两件事情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所遵从的规则已经是一种习俗。这个习俗长期以来没有改变，但目前正隐约有改变的征兆，这主要得益于男女平等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诸多理念，正通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男女，向他们所出身的乡村辐射。”李银河感叹。

　　后村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女大学生（毕业后在城里工作）的母亲因重病住院，花费两万多元，是她与弟弟均摊的。她主动承担医药费的同时，还特别向家人宣布：将来不会和弟弟“争”家产。李银河说，从这个事例来看，女儿赡养老人走在了女儿分享家庭财产继承的前面。

　　男女平等的旭日在冉冉升起

　　在后村，不管是从执掌权力这个领域，还是从陪客吃饭上桌的传统习俗看，男权制的残余仍然存在，而且以一种不容分说的严厉性霸道地呈现出来，仿佛在炫耀它延续了几千年的权威，为我们昭示男权制曾经的辉煌。那么，男权制的根基是什么呢？

　　作为一位关注妇女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的社会学者，李银河长期思考着这一问题。“对了，它是中国农村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婚后从夫居制。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造成卢宾意义上的女人交易：结婚这件事不是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男人之间通过女人这个管道的交易。女人的娘家村失去了一个女人，女人的婆家村得到了一个女人。”后村调查印证了她曾经的理论考证。

　　“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男权制就一天不会消亡。完全靠自上而下的策略，要使中国农村妇女地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李银河认为，立法的改变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遭遇了以习俗面目出现的传统的强烈抵制。

　　作为男权制的根基，女人婚后的从夫居制在农村年深日久，根深蒂固，但是舍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李银河觉得，这是在农村破除男权制的一道不可逾越的死墙。从习俗上讲，没有作其他选择的可能；从居住制度的安排上，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李银河并非“性急的悲观主义者”，仍然试图从理论上打开思路，但似乎都行不通。“我们总不能为了让农村的婚姻跟城市婚姻一样可以选择婚后新居制（新婚夫妇独立居住），而给农村的新婚夫妇们在婆家村和娘家村之外另建一个新村；我们也不能为了男女平等强行规定一半的新婚夫妇实行从夫居制，另一半实行从妻居制。”

　　“也许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农村的都市化。在农村变成小城镇之后，在农村人移居到城市之后，婚后新居制才可能取代婚后从夫居制。”在李银河看来，这也许是中国农村男权制最终消亡的唯一希望之所在。

　　当前，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当口。中国农村男权制的光辉已经暗淡下来，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制度已经打破，女儿赡养老人走在了分享家庭财产继承的前面……

　　在这样的历史大变迁中，一轮男女平等的旭日正在冉冉升起。(记者蔡双喜)

　　[学者简介]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等。

　　——中国首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这是她研究中国性文化1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嫁给了著名作家王小波，她得到了刻骨铭心的爱，也经历了大悲大喜。1997年丈夫王小波45岁因心脏病突发辞世。4月，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责任编辑：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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